在恢复高考38周年之际，内江日报记者专题采访了我校1977年参加高考的退休干部——王昌祥同志。

高考38年：昔日“独木桥” 今日起跑线

　　■打开近两日微信朋友圈，满屏都是高考祝福，勾起了不少人的高考回忆。
　　■屈指算来，高考恢复至今已走过38个寒暑。这38年里，从1977年100个考生只录取四五个人，到今天10名考生中差不多就有七八个能考上大学，时代赋予了高考不同的内涵，也见证了高考在不同人身上留下的印迹。
　　◇本报实习生　张小丽　文/图
　　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昨日是2015年高考第一天，内江两万余名学子抖擞精神，分赴市内13个考点。
　　38年前，高考是农村学子“跃出龙门”的惟一出路，而随着大学扩招、出路的增多，高考生的心态已从最初“争抢铁饭碗”的功利演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追求。实际上，高考早已非昔日高不可攀的“独木桥”，对于今日参考的许多“90后”而言，高考仅仅只是一种选择抑或一种开始。
　　上世纪70年代：
　　“文革”延误11年后迎转机
　　“老三届”拖着孩子参加高考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父亲，但是你不可以不参加高考！”《高考1977》里，陈琼的父亲对她说。
　　1977年的冬天，让570万中国年轻人永生难忘。在这个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时刻，数以万计曾经以为生活就是农田和工厂的年轻人，重新找回了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似乎也看到了过去从来不敢想象的未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差异，决定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参加高考的心态：考大学，农转非。
　　“对于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当时没有背景、没有招工和参军机会的农村青年来说，那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转机。”回忆当年高考的情景，内江师范学院退休干部王昌祥深有感触，“不读书，就意味着在田间地头窝一辈子。只有通过高考农转非，拿到国家发放的居民户口簿、购粮本，你才有资格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生于1947年的王昌祥，老家原在内江马鞍山一带的农村。他的青少年时期，恰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全国上下都大力倡导阶级斗争、以粮为纲的年代，王昌祥是少数能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的农村幸运儿之一。
　　1966年6月，高三学生王昌祥迎来高考“黑色七月”前的最后一个月。体检、政审、分类复习……正当王昌祥全身心沉浸在升大学的憧憬中时，举国上下却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停课，高考推迟半年。
　　然而，半年复半年，一年又一年……这一延迟就是11年。11年间，王昌祥和当时66级、67级、68级的高中学生一样，成为高中阶段在校4到6年的特殊三届学生，被人们称之为“老三届”。
　　1969年，王昌祥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从城里的校园再度回到农村，挑过粪桶、拿过锄头，此后也当过兵，做过民办教师，其间还曾获得公社推荐上大学的资格，却因种种原因与之失之交臂。“青春几乎耗尽，理想所剩无几”，当初一心想通过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少年，早已在农村结婚生子，似乎就此扎了根。那时的他不知道，全国高考大门，会在关闭11年后，重新开启。
　　1977年，全国正式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其中提出“注意招收老三届学生”。听到广播的那个夜晚，时任交通乡文教办公室文员的王昌祥正在椑木出差。住在小旅馆里，毫无思想准备的王昌祥兴奋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就打定主意，要参加高考，无论如何都要去！
　　找招生简章、开毕业证明、借教材……报名成功后，距离正式考试的时间仅剩一个多月。为了增加上线机率，已有多年文字工作经验的理科生王昌祥最终决定报考文科。
　　“当时，同学们为了复习，四处找人借阅教材，借不到的人，还把整本书都抄下来了。”回忆当年的备考情形，王昌祥记忆犹新。他说，那一年，因各种原因而耽误青春的年轻人，都想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代年轻人的大学梦，瞬间被高考点燃。
　　那年的12月，王昌祥终于步入了高考考场。这也是全国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
　　那次内江地区的高考，历时3天，一共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五门（其中历史、地理合卷）。次月成绩公布，王昌祥考了278分，远超当年内江地区200分的录取线。次年春天，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王昌祥，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那一年，全国570万考生参考，只有27万被录取，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在春季入校的大学生。”王昌祥告诉笔者，当年同一届考生中，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17岁。“有一个女同学，读到大三时，其儿子也考入同一所学校，与妈妈做了一年的同学。”
　　上世纪90年代：
　　知识改变命运
　　“70后”凭高考跳出“农门”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启，那么从此之后的数年间，高考制度也随同改革春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被称之为中国的“精英教育”，那时适龄青年中，只有10%左右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在国家“统招统分”的培养政策下，学生进了大学校门，便可以享受公费教育，甚至连毕业后的工作问题也都由国家“包办”。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
　　“踏进大学，就业不愁。”在许多“40后”、“50后”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子，像国家干部一样，高不可攀。
　　对于这一点，曾于1990年参加高考的内江一中“70后”数学教师唐代勇深有体会。
　　“我们读中学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改革的春风刚刚吹到偏远山村，外出打工、乡镇企业、个体户什么的才刚刚兴起，农村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出路很少。一旦考不上大学，落榜生就只能回家务农，在田间地头迎接命运的挑战。”唐代勇说，当时他参加高考的目的非常明确：离开农村，端上铁饭碗。后来，他成为了其所在乡村里最早通过上大学走出农村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人之一。
　　“当时高考实行3+3制，考6门。”当年，唐代勇的班上60多名同学，最终只有20多人上了大学，如愿离开了农村。
　　据唐代勇回忆，那个年代，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对于许多农村学子来说，能读到高中就不错了，大学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即便没有家长的耳提面命、没有学校残酷的补习，高考依然是许多学子心中一座神圣而高不可攀的“独木桥”。
　　即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逐步开始试行收学费，“踏进大学，就业不愁”毕业包分配模式也逐渐打破，“自主择业”登上历史舞台，但这依然没能阻止不少年轻人，把改变命运的赌注押到一场高考上。
　　“因为紧张，我第一次高考没发挥好。后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复习了一年，第二年才考上。”同样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内江一中心理学教师陈建丽，曾于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参加高考。陈建丽的两个姐姐都只有小学学历，第一次参加高考那一年，恰逢爸爸去世，她几乎是带着全家的希望背水一战。
　　今日：
　　选择个性化
　　高考并非独木桥
　　今年，是恢复高考之后第39次高考。38年来，高考的形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扩招、实行“3+X”的高考模式、考后填报志愿……是如今高考的关键词，高考的时间也从7月提前到了6月。
　　昨日，2015年高考第一天，全国942万考生同日参加高考，其中包括两万余名内江学子。来自教育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市报名参加高考考生共计21801人（其中普通类考生21309人，职教类考生492人），比去年减少578人，降幅2.59%。
　　上午11点半，随着语文考试的结束，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挂着轻松自信的笑容从考场里走出来。被家长和考生挤得满满的考场门口，气氛不但不紧张，反而显得很温馨。考场外，一些教育机构、民办大学、外语补习班、留学机构和各种才艺学习班趁机请人大肆发放宣传单，以招揽学生。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一代幸福多了，社会给予了他们充分发挥才艺的空间，他们有无数种选择，无数种机会，而不管哪一种，都可以成就自己。”一位等考生的学生家长表示，现在已不是一考定终生的年代，孩子考多少分不重要，只要孩子自己觉得好就行。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高考并不是决定年轻人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他们可以用更平静的心态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大考。”唐代勇也坦言，参加高考是人生当中的重要经历，但绝非惟一最重要的经历。
　　在通过自考取得大学学历的内江市作协副主席曹永胜看来，大学已从最初的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即便没有参加高考，现代人接受教育的途径也很多，自考、成教、培训班等，都足以让一个人获得想要的知识并最终走向成功。而高考，只是部分人人生中的起跑线。

——摘自《内江日报》2015年6月8日第8版